本文内容来自巴菲特、比尔盖茨强力推荐的图书《商业冒险》的第十二章，美国《纽约客》文笔，优美、视角恢弘：央行历史、人物个性，叙事非常吸引人，生动，如同阅读一篇小说。1964年英国同样面临英镑贬值压力，相信当时的年轻人索罗斯也在密切关注吧。文章将助你对当前人民币汇率故事有更专业而优雅的理解。

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矗立在曼哈顿闹市区一处小山坡上，在曼哈顿，于尚未被夷为平地的山坡建造摩天大楼实属罕见。其所处的街区四面分别是自由街（Liberty Street）、拿苏街（Nassau Street）、威廉姆街（William Street）和梅登巷（Mainden Lane）。银行面朝自由街，庄严而冷酷，拱形底层窗的设计效仿的是佛罗伦萨的彼提宫[1]和美第奇宫[2]，被男孩手腕般粗的铁条分成栅格并牢牢守护着。底层窗上方是一排排矩形小窗，总共14层，嵌在唬人的砂岩和石灰岩墙上。这些墙砖曾经有着从灰到蓝各种不同的颜色，但在煤灰的作用下，现已全成了常见的灰色。这种简约的外表只在第12层有所不同，这一层配有佛罗伦萨凉廊，两个巨大的铁质灯笼装点在主要入口的两侧，几乎是佛罗伦萨斯特罗齐宫[3]的翻版，但它们的作用更多是吓退来者，而非取悦或照亮他们。这栋建筑的内部设计也同样不那么愉悦和友好，底层的拱顶呈正交相贯状，好似洞穴，高处有铁质的隔离物，呈现错综复杂的几何形状、植物和动物造型。银行还有一大批的安保人员，统一的深蓝色制服让他们看起来就跟警察一样。

如此巨大而阴郁的联储银行作为一个建筑，引起了旁观者多种不同的感受。在大通曼哈顿银行的仰慕者眼中，它是19世纪笨拙银行建筑的象征，尽管它其实竣工于1924年。大通曼哈顿银行位于自由街对面，是一座基调愉悦的新兴建筑，以巨大窗户、色彩艳丽的花砖墙和富有格调的抽象表现主义绘画而闻名。在1927年《建筑》（Architecture）杂志令人肃然起敬的撰稿者眼中，联储银行大楼却显得“跟直布罗陀巨岩（Rock of Gibraltar）[4]一样不可侵犯并让人肃然起敬”，并且还拥有着“我因难寻佳词，勉强称之为‘史诗’的气质”。对在此处从事秘书或文员工作的年轻女孩的母亲而言，这里特别像凶险的监狱一类的地方。银行劫匪显然同样敬畏其不可侵犯性，从未有人流露出丝毫要抢劫它的意思。纽约市艺术协会（Municipal Art Society of New York）如今将其评为成熟的城市地标，可在1967年以前，这里一直都只被归为二级地标，即“对当地和地区非常重要的建筑，应该被保存”，而非一级地标——“对全国非常重要的建筑，应付出一切代价予以保存”。另一方面，它与彼提宫、美第奇宫和斯特罗齐宫相比有着一个无可争议的优势：它比它们中的任何一个都要大。实际上，这座佛罗伦萨式的宫殿比佛罗伦萨历史上的任何一座宫殿都要大。

纽约联储银行有意将总部设在远离华尔街其他银行的地方，在作用和外观上该行也与别的银行有明显区别。作为目前联邦储备银行12个地区分行中最大也最重要的银行——与地处华盛顿的联邦储蓄委员会（Federal reserve Board）以及6200家商业银行成员共同组成了美国联邦储备系统（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纽约联储银行是美国中央银行机构最重要的“操作杆”。其他大多数国家都只有一个中央银行，如英格兰银行（the Bank of England）、法兰西银行（the Bank of France）等等，而非一套由此类银行形成的网络。不过，所有国家的中央银行都同样有着两大目标：一是通过调控本国货币供给保证货币处于健康状态，方法可以是调整货币宽松政策或借贷难度；二是在必要的时候捍卫本国货币相对他国货币的价值。为了达到第一个目标，纽约联储银行与总行以及另外11家兄弟银行合作，周期性地调整一些货币限制政策，其中最明显的（尽管并不一定最重要）是调整给其他银行的借贷利率。至于第二个目标，基于传统及其在本国和国际金融中心中所处的地位，纽约联储银行成为了联邦储备系统和美国财政部（United States Treasury）处理国际事务的唯一代表。因此，纽约联储银行肩负着捍卫美元的主要责任。这些责任在1968年货币大危机期间尤为沉重。另外，由于捍卫美元有时候也需要捍卫其他货币，这些责任在过去的三年半内也很沉重。

纽约联储银行肩负着捍卫国家利益的重任（实际上也没其他目标），显然与其兄弟银行同为政府的左膀右臂。可在自由企业阵营里，它却也有着一席之地，就像将双腿一条伸向政府、一条伸向企业，以某些人称为典型美国时尚的方式左右逢源。尽管履行着政府机构的职责，纽约联储银行的股票却归全国各个成员银行私人所有。依据法律，银行每年给他们发放6%的分红。尽管该行高管要进行联邦就职宣誓，但他们却不由美国总统任命，甚至也不由联邦储蓄委员会任命，而是由该行自己的董事会选举产生。他们的工资不由联邦政府发放，而是来自银行自己的收入。不过收入——虽然总是源源不断、让人高兴——完全不是该行追求的目标，如果支付费用和红利后还有剩余，剩余的收入就会自动上缴给美国财政部。一家银行不以盈利为目标，这与华尔街的习俗格格不入，且这种态度让联邦储备银行人员拥有了独特且富有优势的社会地位。因为他们的银行毕竟是一家银行，一家能盈利的私人银行，他们不像一般政府官员那样会被解雇。相反，他们拥有着超脱贪婪泥潭的眼光，这让他们有资格被称为华尔街银行业的智者，甚至贵族。

银行的下方躺着黄金——这里仍是名义上安放所有钱财的地方，尽管最近多次金融震荡让此处不祥地颤抖。1968年3月，超过13000吨黄金静静地躺在此处，总价值逾130亿美元，超过自由世界全部货币性黄金总值的四分之一。这些黄金躺在自由街地下76英尺、低于海平面50英尺的地下室内，如果没有建造排水泵系统将原本流过梅登巷的溪流改道，这里本该被水淹没。19世纪著名的英国经济学家沃尔特·白芝浩（Walter Bagehot）[5]曾经对朋友提到，以前当他心情低落时，来到银行地下并“把手浸没到一堆金镑[6]中”，他就能高兴起来。尽管走到地下室并看一看联邦储备银行的黄金至少也算是一次刺激的体验——现在这些黄金不再是金镑的模样，而是墙砖般大小和形状的金条，沉闷地闪着光——但是连信誉最佳的到访者也不被允许把手浸没其中。一方面，这些金条每块都重达28磅[7]，所以并不适合浸手。另一方面，这些金条没有一条属于联邦储备银行或美国。美国全部的黄金都保存在诺克斯堡（Fort Knox）[8]、纽约金银检验所（New York Assay Office）或各个造币厂。联邦储备银行储存的黄金属于美国以外的大约70个国家，其中存放量最大的是欧洲，这些国家觉得把自己大量的黄金储存在这里十分方便。起初在二战时期，这些国家中的大多数把黄金储存在这儿是为了护其周全。二战结束后，法国以外的一众欧洲国家不仅将以前的黄金继续留在了纽约，而且随着经济的复苏，还增加了在纽约存储的黄金数量。

黄金储量也完全不代表外国存款总额，1968年3月，各种不同类型的投资总额超280亿美元。当时，纽约联储银行为非共产主义世界大多数央行提供服务，同时又代表世界领先的货币美元，于是无可争议地成为了世界货币的集中营。凭借这一地位，该行对国际金融内幕有着透视般的洞察，轻而易举便可发觉某种货币早期的病态，或是某一经济体的举步维艰。举个例子来说，如果英国在外资交易方面出现赤字，这一点立马就会在联邦储备银行的账簿上显现出来，具体表现为英格兰银行的资产余额减少。1964年秋季恰恰就发生了这种情况，随后便出现了一次长期、大规模、间歇性的恐慌。于是美国政府和美联储带领一些国家和央行共同努力，最终捍卫了英镑的信誉，也维系了现有的世界金融秩序。威风凛凛的建筑们有一个问题，它们倾向于将自己包裹下的人们以及人们的活动看得十分渺小。通常情况下，我们有理由认为联邦储备银行里是一群无聊的人，工作日里他们把文件传来传去，这些文件看起来跟别的银行里的也没什么不同。1964年以前，这里发生的一些事情很少能让人起敬，但到了1964年，这些事情却有了某种史诗般的意义。

1964年初，英国遭遇巨大财政赤字的情况逐渐明朗。在过去的几年内，英国基本保持了国际收支平衡，即其每年在境外花的钱与每年进入英国的钱大致相当。这种情况完全不是英国国内衰退所导致，相反却是国内扩张过于迅猛所引起。英国国内商业欣欣向荣，新兴的英国富人从国外买回一堆又一堆昂贵的商品，与此同时，英国商品的出口量又完全达不到进口量的规模。简而言之，英国入不敷出了。收支上的巨大赤字对美国这种相对自给自足的国家来说可以称为一种担忧（其实美国那时正有着这样的担忧，并且还将持续几年），但对英国这样经济总量四分之一都依靠跨国贸易的交易大国来说，便成了十分严重的危机。

英国的情况致使人们对联邦储备银行的关注度日益增加，关注的焦点便是该行负责国际事务的副总裁查理库姆斯（Charles Coombs，依照长久以来的习惯将他们姓和名连在一起）位于十楼的办公室。整个夏天，办公室的荧光屏上显示的都是处于病态且越发恶化的英镑状况。库姆斯每天都会从涉外部门的研究组接到报告，说钱正源源不断地从英国流出。银行地下传来消息则称，英国的保险库中金条正大量地流失——倒不是因为地下室出现了不当之举，而是因为许多金条正被送往其他的保险库，以解决英国的国际债务问题。七层的外汇交易柜台则基本每天下午都会给出公开市场上英镑对美元的报价再次下跌的消息。7～8月间，英镑对美元报价先从2.79美元降到了2.7890美元，后又进一步下跌至2.7875美元。纽约联储认为这次情况非常严重，所以库姆斯经常跟一个高挑、冷酷、温言软语的人交流这个问题，这人就是他的老板，该行总裁艾尔弗雷德·海耶斯（Alfred Hayes）。要知道，一般情况下外汇事务都由库姆斯一人处置，他只会定期向高层做例行汇报。

尽管表面看起来复杂得让人费解，但实际上，国际金融交易跟每个家庭的交易有着相同的本质。钱的问题困扰着一个国家，就跟困扰着一个家庭是一样的，都是因为支出太多而收入不足。外国商人把商品卖到英国，赚到的英镑在自己的国家花不完，于是他们就把剩下的英镑兑换成自己国家的货币。他们通过在外汇市场上卖出英镑来完成这一操作，就跟在证券市场卖出股票一样。英镑的市场价随着供需变化而波动，其他国家的货币也是如此——不过美元除外。如果把货币比作行星系统，美元就是太阳。因为自1934年起，美国承诺美元与黄金无限制自由兑换，任何国家都可以以1盎司兑35五美元的固定价格进行兑换。

人们出售英镑带来的压力导致英镑价格下跌。但英镑的波动受到严格的限制，市场因素对英镑价格的影响被限制在英镑票面价格上下两美分以内。如果剧烈的价格变动不受监控，全世界与英国有贸易往来的银行家以及商人都会发现自己被迫卷入了博彩游戏，从而不再与英国进行交易。所以，根据1944年在新罕布什尔州布雷顿森林（Bretton Woods）所订立的国际货币规则，以及其后在其他多地对该规则的详细阐释，1964年票面价值2.80美元的英镑被允许在2.78美元到2.82美元之间波动，这种对供求关系法则的限制由英格兰银行执行。如果某天一切顺利，外汇市场上英镑的报价可能会是——比如2.7990美元吧，比前一天收盘时上涨0.0015美元（这个数字看起来微不足道，但在百万美元的数量级上，这个数字就达到了1500美元，而百万美元是国际货币交易的基本单位）。发生这种情况时，英格兰银行无需采取任何措施。然而，如果英镑在市场上十分强势，上涨到了2.82美元（这种情况在1964年几乎没有可能），那英格兰银行就必须承诺（并且非常高兴地）以这个价格接受黄金或美元的兑换，以防止英镑价格继续上涨，并与此同时增加英国的黄金和美元储备，这两者可以作为英镑的支撑。另一方面（这种假设更为实际），如果英镑处于弱势，并且下跌到了2.78美元，英格兰银行则要誓死履行其职责，干预市场并用黄金或者美元买入市场上正以这个价格出售的全部英镑，不管这样做对他们自己的储备影响有多大。由此可见，一个挥霍无度的国家的央行，就像大手大脚花钱的家庭中的父亲一样，最终不得不支付这些账单。但在货币严重疲软的时期，中央银行损失的储备比预想中的更多，这是由于异常的市场心理。谨慎的进口商和出口商为了保护他们的资本和利润，会将持有的英镑总额降到最低、持有时间降到最短。货币投机者的鼻子可是很灵的，仿佛受过训练可以嗅出货币疲软，他们会猛扑向下跌的英镑并大量卖空，然后期待英镑继续下跌，届时买入获得利润。此时，英格兰银行在吸收直接的出售之外，还要吸收这些投机性出售。

货币疲软如果不被监管，其最终后果可能比一个家庭的破产要严重得多。这一后果便是贬值。像英镑这样的主要国际货币一旦贬值，将成为世界所有的中央银行从业者周而复始的噩梦，不管他们在伦敦、纽约、法兰克福、苏黎世或是东京。如果有一天，储备的大量流失导致英格兰银行不能或不愿意履行将英镑报价维持在2.78美元的职责，贬值将会成为必然结果。也就是说，2.78美元到2.82美元的限制范围会突然被打破，政府给出一道简单的指令，英镑的票面价值就会降低，随后一系列新的限制将会围绕新的票面价值建立起来。危险的核心在于，英国也许控制不住这之后可能出现的混乱局面。贬值作为货币陷入病态之时最英勇也最危险的补救方式，理应被人们畏惧。通过货币贬值，一个国家的商品对于其他国家来说变得便宜了，于是该国的出口得到了提升，国际账户中的赤字开始减少或者消除。但与此同时，贬值使得进口商品以及国内商品价格相对提升，由此降低了该国人民的生活水平。这是一种激进的手术，治愈疾病的代价是牺牲病人的力量和健康——在多数情况下，还牺牲了病人部分的骄傲和威望。最糟糕的一点是，如果贬值的货币是英镑这样在国际交易中广泛使用的货币，那么这种疾病——或者更准确地说，这种治疗——有可能具有传染性。对于那些在保险库内存有大量贬值货币币种的国家来说，贬值的影响就如同保险库失窃。这样的国家和其他一些国家发现，由于贬值的作用，他们处在了交易中不可接受的劣势地位，他们可能不得不让自己国家的货币竞争性地贬值。一种向下的螺旋由此产生：未来贬值将继续的传言四起，人们对他国货币信心缺失，于是他们不愿意进行跨国界的交易，进而导致国际贸易趋于衰退，全世界数以亿计的人生活所需的食物和房产受到影响。这样的病症自古以来就在典型的贬值之后出现，例如1931年英镑退出金本位制（Gold Standard）[9]至今依旧被看做20世纪30年代全球萧条的重要原因。

这个过程对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100多个成员国的货币来说都是类似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依据布雷顿森林体系而成立的国际组织。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收支顺差意味着该国央行将积聚美元这种可与黄金自由兑换的货币，不管是直接积聚还是间接积聚。如果一国货币需求足够高，该国就可以重新评估货币并让其升值——与贬值相对——就像德国和荷兰在1961年所做的那样。与此相反，如果收支出现逆差，一系列情况将接踵而至，并可能最终导致该国货币被迫贬值。货币贬值对国际贸易造成的影响大小取决于这种货币在国际上的重要程度（1966年6月，印度货币卢比大幅贬值，尽管这对印度来说是件十分严重的事，却没有让国际市场泛起一丝涟漪）。甚至连高高在上的美元也无法对收支逆差或投机带来的影响免疫，这便是对这场复杂游戏的规则的简要概括，在这场游戏中，任何地方的任何人都身不由己。因为美元与金价挂钩，它便成了其他货币的标准，它的市场价格也因此不会产生波动。然而，美元会遭遇另一种疲软，虽没有前一种显而易见，但危险程度丝毫不减。当美国花出去的钱（进口支出、国际援助、投资、贷款、旅游费用或军事花销等都包括在内）大大超过其收回来的钱，得到这笔差额的人就可以自由地用他们刚刚得到的美元来购入本国货币，进而引起他们国家的货币相对美元价格走高。价格走高之后，这些国家的央行就会购入更多美元，因为他们可以把这笔钱交给美国政府以交换黄金。所以，当美元疲软之时，美国政府会损失黄金。法国拥有着强势货币，且其政府对美元没有特殊的偏好。1966年秋季之前的几年内，仅法国一个国家，每月就要例行从美国政府那里换得超过3000万美元的黄金。1958年，美国的国际账户开始出现严重赤字，1958年到1968年年中这段时间，美国的黄金储量减少了一半——从228亿美元减少到了114亿美元。如果黄金储备降到了难以接受的水平上，美国便不得不食言，让美元相对黄金的价格降低，甚至完全停止出售黄金。无论采取哪种措施，结果都是贬值。而由于美元卓越的地位，美元贬值对世界货币秩序带来的破坏性影响将比英镑贬值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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